全球气候危机加剧，多国携手推进联合应对新举措

2025年12月，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第28次缔约方大会（COP28）上，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达成：全球近200个国家首次正式同意“逐步减少”化石燃料使用。这一措辞虽未如部分环保组织所愿采用“淘汰”一词，但标志着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中迈出了实质性一步。会议期间，包括美国、欧盟、中国、印度在内的主要排放经济体均表态支持加速能源转型，并承诺扩大可再生能源投资。

这一共识并非凭空而来。2024年被世界气象组织确认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，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.55°C。极端天气事件频发——从加拿大和希腊的毁灭性野火，到巴基斯坦和德国的特大洪水，再到非洲之角持续多年的干旱——不断敲响警钟。科学界反复强调，若不迅速削减温室气体排放，1.5°C的温控目标将难以守住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“全球气候危机加剧”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无法回避的现实。

从承诺到行动：联合举措落地加速

COP28之后，多国迅速将口头承诺转化为具体政策。2025年初，欧盟正式实施“碳边境调节机制”（CBAM）第二阶段，将钢铁、水泥、铝、化肥和电力等高碳产品纳入征税范围，倒逼贸易伙伴提升减排标准。与此同时，美国与日本、韩国、加拿大等国启动“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”（JETP）扩展计划，向印尼、越南、塞内加尔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与技术援助，支持其提前退役煤电厂并建设电网基础设施。

尤为引人注目的是，中国在2025年宣布将“十四五”可再生能源装机目标上调至1200吉瓦，并加快特高压输电网络建设，以解决西部风光资源与东部用电负荷之间的错配问题。官方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底，中国风电与光伏累计装机容量已突破1100吉瓦，占全国总装机比重超过40%。这一进展不仅支撑了本国减排路径，也为全球清洁能源成本下降提供了规模效应。

南南合作与金融机制创新

面对气候融资长期不足的困境，新兴经济体开始探索自主合作模式。2025年9月，巴西、南非、印度、印尼和尼日利亚共同发起“全球南方气候基金”，初期承诺注资50亿美元，重点支持适应性农业、早期预警系统和社区韧性项目。该基金强调“去美元化”运作，允许成员国以本币出资与拨款，降低汇率风险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率。

与此同时，多边开发银行也在改革气候融资规则。世界银行于2025年6月宣布，将把气候相关贷款占比从当前的35%提升至50%，并允许借款国将部分债务转换为气候行动绩效支付。例如，哥伦比亚通过“债务换自然”协议，将其20亿美元主权债务的部分利息用于亚马逊雨林保护，每年可减少约2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。此类创新机制正逐步缓解发展中国家“既要还债又要减碳”的双重压力。

挑战犹存：公平与执行仍是关键

尽管联合应对新举措密集出台，但分歧并未消失。小岛屿国家联盟（AOSIS）多次批评发达国家仍未兑现2020年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，且现有援助多以贷款形式提供，加重债务负担。此外，化石燃料补贴问题依然敏感——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球对化石燃料的显性补贴高达7700亿美元，若计入环境与健康隐性成本，总额超7万亿美元。

真正的考验在于执行。2026年初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（UNEP）发布的《排放差距报告》指出，即便所有国家完全落实当前国家自主贡献（NDCs），全球仍将在本世纪末升温约2.5°C。这意味着，“全球气候危机加剧”的趋势尚未被有效遏制，多国携手推进的新举措必须转化为更快速、更深度的减排行动。未来几年，能否建立强有力的透明度框架与问责机制，将成为决定这场联合应对成败的关键。